和平人方華赴延安參加“七大”記述

作者：方華　

     照片說明：１９８６年１月間，黨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到茂名視察時會見了原茂名市委書記、茂名石油工業(yè)公司黨委書記、中共廣東省委顧委委員方華同志（廣東和平縣人，圖右）。方華是于１９４２年赴延安出席中共”七大“時與胡耀邦認識并成為故交的。

　　1938年3月，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適當時候在延安召開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。1939年11月前后，中共廣東省委在韶關召開第四次擴大會議，選出廣東出席“七大”的代表。1940年前后全國各地的“七大”代表已陸續(xù)到齊，而正式會議卻在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才開。這次大會經過四年的準備，全黨在思想路線、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上都得到了統(tǒng)一，全黨的團結達到了空前的高度，因而在大會之后，全黨執(zhí)行“七大”制訂的路線，很快就取得抗日戰(zhàn)爭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。我被選為“七大”代表，參加了這次偉大的會議是黨給我的光榮。對此，我是永遠忘不了的。

方華故居

　　當時，廣東是黨還是地下黨，我沒有參加省委在韶關召開的第四次擴大會議。我被選為“七大”代表的事是到皖南新四軍軍部集中后，由古大存同志轉告的。

　　記得，1939年9月間，尹林平同志來和平，向我傳達了當前的政治形勢，說國民黨開始反共。因我在和平比較暴露，組織上決定讓我撤退。為了免受損失，要我做好三件事：一、選好縣委的接班人，交代好工作，盡快離開和平到中心縣委待命；二、對現有的黨員進行一次審查；三、把黨員訓練班籌備好。我完成上述任務后，于10月初離開和平到龍川中心縣委。11月末，尹林平同志在省委開完會后來到老隆通知我，說組織上決定我送我去延安學習，時間半年。1939年12月10日，我按尹林平同志指定的時間、地點和聯(lián)系暗號到韶關找到了省委領導人。當時的省委書記是張文彬同志。他要我匯報和平的工作。我講了兩個多小時，他給我很多鼓勵。第3天，經過組織布置，我便與香港來的代表周小鼎一起坐火車到桂林八路軍辦事處報到。在去桂林的火車上，國民黨的憲兵檢查了兩次，都被我們應付過去了。

　　我們找到桂林八路軍辦事處的當晚，聽八路軍辦事處副主任石磊同志說，武漢淪陷后，從廣東去延安只剩下由重慶經西安一條路了，但這條路也不安全。自從國民黨發(fā)動第一次反共高潮后，對去延安的同志都嚴加限制，多方刁難，甚至加以扣押、殺害。因此，要改變路線，只好把你們先送到新四軍軍部。

　　１939年12月中旬從桂林出發(fā)，由桂林到新四軍軍部這一段我們都化裝成新四軍戰(zhàn)士，由周恩來同志身邊的工作人員龍飛虎同志護送。我們坐上裝軍衣的大汽車，龍飛虎同志掛上國民黨少校軍銜，坐在車頭的位置上。經過湖南的衡陽，江西的吉安、南城和上饒，浙江的開化，到安徽的太平（即黃山）。從太平到軍部這段路不通汽車，我們步行了兩天到章渡，第3天才抵達云嶺新四軍軍部。那時，古大存、區(qū)夢覺和吳有恒同志已先到達了。

　　到軍部集中的有南方局和東南局的40多名代表，組成了南方代表團。團長是古大存同志。當時廣東的代表是古大存、區(qū)夢覺、朱榮、方華、唐初，香港的代表是吳有恒、鐘鳴、周小鼎、周材、何潮。還有一個楊尚奎同志（粵贛邊特委書記），他沒有和我們一起出發(fā)，他是以后經重慶到延安的。

　　當時日寇為了阻止新四軍渡江開辟根據地，對長江封鎖甚嚴。因此，我們在新四軍軍部住了一個多月等待渡江。在這段時間，代表團組織我們學習《社會發(fā)展史》和《黨的建設》。并開始過較嚴格的組織生活。那時項英（當時的東南局書記和新四軍政委）和陳毅同志都曾給我們作政治報告，對幫助很大。

　　1940年春節(jié)前，我們探知日寇放松了對長江的封鎖，便于臘月20日左右從軍部出發(fā)，開始了長途行軍。首先由軍部派部隊護送我們乘木船過江。那天正好大刮東南風，很快就把我們吹到江北，順利地到達游擊區(qū)。臘月30晚，我們過淮南鐵路，到達安徽定遠縣的新四軍江北指揮部，見到中原局書記劉少奇同志。當時因為我黨開辟華中敵后根據地遲了一步，國民黨有相當多的部留隊在敵后的江蘇、安徽的廣大地區(qū)，搞所謂“曲線救國”等等，壓制了我軍力量的發(fā)展。當時淮南、淮北根據地都在初創(chuàng)時期，主要是在軍事上打擊日寇和國民黨頑固勢力，華中的根據地還沒有連起來，我們不得不在準南、準北等地與敵周旋，抽空學習。我們學習了《論共產黨員修養(yǎng)》（油印本）。少奇同志在百忙中給我們作了幾次政治報告（或談話）。這段時間我們還兩次下基層幫助工作。但兩次都被劉少奇同志找回來，說我們的主要任務是安全到達延安。到7月初，我們才進入魯南到達一一五師部。師政委羅榮桓同志及代理師長陳光同志都為我們作了報告。到8月間才從師部出發(fā)，越過狙萊山和通過津浦路，經太西、冀南，過平漢線，抵太行山八路軍總部。時值百團大戰(zhàn)后期，戰(zhàn)斗非常激烈，彭德懷同志還抽空為我們作政治報告。因為同浦路過不去，我們就在總部呆了一個多月，然后才跟隨徐向前同志一起通過同浦路到達晉西的呂梁山區(qū)，再渡黃河，到達陜北的綏德。再從綏德走了六、七天的路，終于勝利地到達延安。那時已是1940年的12月了。從桂林出發(fā)，經過華中、華東和華北的廣大游擊區(qū)和根據地，歷時1年，行程1萬余里。在路上也有幾次碰上戰(zhàn)斗，兩次遭到敵人襲擊，但代表團的同志在我們的武裝掩護下無一人傷亡，全部勝利到達延安。這不僅說明中央決定走這條路線是安全的，而更重要的是使我們看到全國大部分的敵后根據地，學習到不少在敵后搞武裝斗爭的經驗，提高了對毛主席路線的認識，這都是為開好“七大”作了極好的思想準備。

 　 我們南方代表團抵達延安后，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李富春同志接見了我們。當天下午，便把我們編入黨校47班；那時已屬隆冬，天氣很冷，但到了中央所在地后大家都感受到革命的溫暖，心情都很愉快。

 　 原準備開過“七大”之后，我們都回原來的地方開展工作，為了保證日后的安全，組給上要我們每個人起個化名。我現在用的“方華”這個名字，都是在那時起用的。

   　我們到延安后，每人都寫一份自傳，送中央組織部審查。接著，就分別向組織部地方科匯報工作。當時，地方科的科長是王德同志。他指定地方科的科員劉鳴同志負責聽我的匯報。我把和平的工作情況匯報后（主動是講和平的農民運動），劉同志幫助我進行總結，一共搞了七、八天。現在中央檔案館保存的那份廣東省和平縣農民運動情況的材料，就是那時劉鳴同志幫助我整理出來的。

   　中央的負責同志都很關心南方黨的情況，特別是對原蘇區(qū)黨員和群眾的情況，除了找代表談話外，中央政治局還在青年食堂設宴招待南方黨的代表。那天雖正下大雪，但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員都到了。毛主席一坐下就談笑風生地問我們：“你們看中國革命能不能勝利？”大家異口同聲地說：“一定勝利！”毛主席和朱總司令同我們一一握手，并一一勸酒。毛主席說他不會喝酒，敬我們每人一塊面包，說：“祝中國革命勝利萬歲！”朱老總也說自己不能喝酒，請他的參謀長王若飛同志代他干杯。整個宴會充滿著團結、活潑的氣氛。

　　1941年上半年，我們在延安黨校學習，總結過去的工作。從1941年下半年起，我們就搬到馬列學院去學習中國問題。當時中國問題研究室主任是鄧力群同志。

   　1942年中央成立高級黨校。我們被安排到高級黨校學習。1942年2月1日舉行開學典禮，毛主席作《整頓黨的作風》的報告。到同年的夏季就正式開始整風。方法是學習文件，主要是學習毛主席的〈整頓黨的作風〉報告、在提高認識的基礎上，聯(lián)系實際，檢查自己的立場、觀點、方法。先在小組會上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，然后用寫自傳的形式對自己過去的思想、立場和工作進行檢查，總結經驗。大家都覺得通過這樣的學習進步很快。

   　1943年國民黨頑固派發(fā)動了第三次反共高潮，康生搞了個“搶救運動”，搞逼、供、信。好在毛主席一發(fā)現就制止了，但也傷害了一些好同志。從1943年下半年開始，我們用了差不多兩年的時間學習〈兩條路線〉，發(fā)揚民主，總結經驗，提高認識，統(tǒng)一思想。到1945年4月，中共中央召開六屆擴大七中全會，作出了〈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〉。經過兩條路線的學習，全黨的思想統(tǒng)一了，一致認為毛主席的路線是正確的，公認毛主席是我們偉大的領袖。

 　 “七大”開會前夕，中央要廣東增補了云廣英、廖似光、譚輔仁等3位代表，統(tǒng)一編入南方局代表團。

 　 “七大”于1945年4月22日正式開會，到6月11日閉幕。“七大”總結了我黨領導民主革命的經驗，批判了“左”、右傾機會主義路線，總結了經驗，制訂了一整套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方針、政策，統(tǒng)一了認識，增強了團結，所以，“七大”之后，中國共產黨在“七大”路線的指引下，領導人民很快就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，打倒了蔣介石，解放了全中國，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偉大勝利。

 　 因為經過長期的準備，所以，在“七大”會議上，對大的問題是沒有什么爭論的，因為一些重大的歷史問題都在整風的學習中統(tǒng)一了認識。大會一致?lián)碜o毛主席、朱總司令和劉少奇同志的報告。當時對抗戰(zhàn)勝利后能不能取得和平的環(huán)境來建設我們的國家的問題，有些不同看法，爭論比較大。毛主席在閉幕時對這個問題作了詳盡分析，指出我們今后還是要前拒虎、后拒狼，要設想我們還會遇到很多困難，要我們“下定決心，不怕犧牲，排除萬難，去爭取勝利”。

   　大會花最多時間的是醞釀候選人名單，高度發(fā)揚民主，反復了幾次。花了半個月時間，才選出了中央的領導班子。

 　 “七大”閉幕后的第2天早上，我們即離開延安，奔赴各自的戰(zhàn)斗崗位。因為當時我們還沒有估計到日本帝國主義投降得那么快，準備趕快回江西、湖南和廣東開辟根據地，豈知我們在洛陽過黃河時，就聽到日本投降了。日本一投降，國民黨從山上下來，我們南下就不行了。中央把廣東的代表同志分為三批。化裝南下回廣東工作的有吳有恒、鐘鳴、何潮、唐初等同志。奔赴東北工作的有方華、云廣英等同志。留在延安工作的有古大存、區(qū)夢覺、朱榮和周小鼎等同志，以后他們也到東北工作。

 　 這就是我參加“七大”的經過。